运河探遗之运河上的粮仓——水次仓
水次仓，顾名思义，即水边或码头边上的粮仓，又称中转仓、转运仓、转输仓、转搬仓，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为存储、转运漕粮，在自然河流或人工运河沿岸设立的国有粮仓。其主要功能是指存储、转运漕粮，以供应京城官僚、皇室、军队的粮食需求，另外还兼具灾荒赈济、填补漕粮缺额等功能。水次仓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秦王朝。为将中原粮食转运至京师咸阳，残暴的秦始皇役使民工，在河南荥阳黄河岸边的敖山上修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水次仓——敖仓。其后，水次仓历经各朝各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明代达到最繁盛的时期。
明朝初年，天下初定，然政局仍然不稳，战事较为频繁。明朝的主要敌人就是刚刚被其推翻的元朝残余势力，主战场在北方大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何将军粮及时地送达北方成为朝廷亟需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为经济、最为便捷的运输方法非漕运莫属。然而，由于元朝末年黄河多次泛滥，再加之政府长期疏于管治、战乱频繁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运河断航了。所以，当时的运粮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陆路。可是，陆路运输的成本太高，包括时间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成本。如果从陆路运输粮食，必须额外准备送粮人的口粮。运一辆，吃一辆，吃掉的可能比送去的还多。第二种是海路。可是海路运输的成本也相当高，不但要绕远路，而且经常要遭风吹浪打之苦，冒船翻人亡之险。于是，运河的疏浚及相关配套工程很快被提上了工作日程。
明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运河南北全线贯通。于是，明政府下令在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等五个重要城市设水次仓，由户部派专人监管。五大水次仓实际上是五大仓群，如临清水次仓群由三座大小不一的水次仓组成，分别为广积仓、常盈仓和临清仓，其中以临清仓最大，可容纳粮食300万石（合3.6亿斤）。各大仓群规模都很大，每年存粮数量少则几十万石，多则甚至上百万石。在明朝初年，临清、德州两大水次仓群作为南粮北运的中转站，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石粮食在此装船、卸船、入仓或短期储存。将数量如此之巨的粮食由南方运抵京师，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艰巨的任务由一支由12万人构成的特种部队承担，这支部队的名字叫作运军。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缓解财政压力，朱元璋采用刘基的建议，设立独具特色的、持续了数百年的卫所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度要害之地，“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清·张廷玉：《明史·兵志》）。将几个府作为一个防区，设一卫，士兵总数为5600人。卫以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士兵总数分别为1120人和120人。运河沿岸重地均设卫所，如山东运河沿岸的德州、临清、济宁、东昌等重要地区都设立了卫所。卫所士兵均来自军户，即户籍种类为军籍的家庭，其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元代旧有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值得一提的是，军户为世袭制，除非丁尽户绝，或是皇帝敕免，或是祖坟冒烟、家中有人成为高官，否则军籍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一家的户籍非常不幸地成为军籍，那么这家世世代代就会相当荣幸地为国家从事这样一件没完没了的工作：生男孩——当兵——再生男孩……军户的主要义务，便是让家里的老大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老二、老三等其他孩子称作余丁或军余。老大赴卫所当兵时，老二要陪同随行，一则充当警卫员，照料其生活起居；二则担任替补队员，一旦老大临阵逃脱或者为国捐躯，老二会二话不说，义不容辞地顶上。在明清时期，地处运河之畔的卫所，其兵士称为运军，承担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屯田，国家批一块地，士兵在此进行农作，自给自足。二是运粮，负责护送各地粮草运至京师，这也是运军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明清时期，漕运方式几经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永乐十三年（1415年）实行支运法，规定各地农民依照就近原则，将上交漕粮分别自行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地的水次仓存储，然后由卫所运军分段依次递运（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转至通州或北京，一年转运四次。然而，支运法需要农民运粮至仓，不仅工作辛苦，而且会耽误农业生产。于是，宣德六年（1431年） 开始实行兑运法。朝廷规定江南各府漕粮由农民负责运至扬州瓜洲、淮安两地水次，兑给当地卫所的运军，然后由运军负责漕粮转运至通、京。当然，由于北上路途遥远，农民不仅需要负责路费，还要额外上交数量不等的耗米（古代官府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为名额外加征的部分）。如此一来，江南漕粮由产地装船北上，不再以临清、德州仓为中转站，其功能相对下降。不过，在山东、河南两省仍多实行支运法，农民仍需将漕粮运至临、德二仓。为彻底免除农民运粮负担，成化七年（1471年），开始实行长运法，命令运军渡江南下，径赴江南各州县的水次交兑漕粮，除加征运费、耗米外，另加征一斗（合12斤）米为渡江费。原来渡江费这么便宜啊，10来斤大米就能搞定？不要以为运军们宅心仁厚，渡江费为每石（即10斗）加征1斗。将漕粮交兑完毕后，由运军直接运抵京师，中间不再转存。成化十一年（1475年），淮、徐、清、德四仓均改为长运。“长运之法，民安其业，军得其饶，军民两便，于是定焉。”（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理财部十二·漕运》）此后，漕运方式再无变革，一直沿用到清末。随着长运法的全面实施，临清、德州水次仓的中转功能日益减弱，仓场规模日益缩小。
如今，水次仓荒废了，卫所消失了。然而，运河的漕运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在山东运河两岸，数不清的村镇一直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漕运故事：以自己的名字——李营、许营、侯营、蒋官屯、马官屯、顾官屯……
文章转载于朝阳大学宋立杰教授所著的
《山东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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